扯著嗓子，讓老人勉強能聽懂我們的提問，他便講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1945年，那年我22歲，陰歷二月十六那天，因為聽說日本人要到我們村子報復，全村的人就躲在了山上。當天，侵華日軍和日偽軍一共來了200多人，把我們村子包圍了，大家開始逃跑，我們就被抓了。”孫遠其說。

　　被抓后，孫遠其他們被關在了肥城老城區(qū)。10多天后，他們被轉移到了泰安。“我們被分成50個人一組，走著去的泰安，都被一根繩子綁著，走了一天才到了泰安。”孫遠其說，當他們到達泰安時，肥城的日軍將他們移交給在泰安的日軍。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紛紛開始反抗逃跑。“跑了一部分，死了一部分。”不幸的是，孫遠其沒能跑出去。

　　隨后，日軍加緊了看管，用繩子綁住他們的同時，將他們的腰帶都解下了，他們在行進過程中不得不用綁著的手提著棉褲趕路。

　　“后來到了濟南，讓我們就住在大鐵箱子里，那真不是人住的地方，人身上全是虱子和臭蟲，一把一把的。”孫遠其說。沒多久，他們就被轉移到了青島，并被押到船上前往日本，為了躲避水雷，船只繞行到日本花了18個晝夜。

　　在日本，孫遠其和同伴們被拉去伐木抬樹。“日本的房子都是木頭的，需要很多木頭，因此我們被安排上山砍竹子、抬木頭。”孫遠其說，高強度的勞動量面前，最讓他難熬的是吃不上飯。“一頓飯給兩個窩頭，像牛眼大小，一口就吃沒了，一天一共6個，根本吃不飽，然后頂多再讓喝點涼水。一個隊300人，有管工的，一不小心可能就會被他們打……”

　　孫遠其當年被押到了北海道，11個月后，在中國政府的交涉下，他和同伴們于年底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幸虧老爺子當年就回來了，如果在那里多呆一年或者度過一個冬天，沒飯吃沒衣服穿，北海道又冷，能不能活著回來都不一定了。”孫遠其的家人說。

　　二戰(zhàn)勞工紀念碑前，常有日本后代來致歉

　　現(xiàn)在的孫家小莊村的村民，多數(shù)已經(jīng)住進寬敞明亮的樓房。聊家常的婦女很少提及過去那段歷史，午后的院子一片祥和。

　　在孫家小莊村的一個小山頭上，一塊二戰(zhàn)勞工紀念碑靜靜地矗立著，見證小村翻天覆地的變化。

　　村里二戰(zhàn)勞工的孩子都已年過花甲，當初并沒有親眼見證父親被掠走的他們，提到當年的日本侵華歷史，依然“恨得牙癢癢”——“他們給我們父親造成的身體和精神上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這些年也有中日友好訪問團來，有來采訪的，有來致歉的，我們都親切接待了他們。”勞工后代孫遠金說，雖然他的父親曾經(jīng)飽受日本人折磨，但他認為這些與日本百姓無關，“在戰(zhàn)爭年代，日本人民同樣是戰(zhàn)爭的受害者！”

　　“現(xiàn)在也就是我們這一輩還活著，不然勞工的歷史都沒有人知道了……”指著紀念碑前面的一小塊地，孫遠金夢想著趁自己還能跑得動，可以看到這里建起一座二戰(zhàn)勞工紀念館或教育基地，“教育孩子們好好讀書，建設祖國，勿忘國恥……”孫遠金說，這樣，他的夢想也就完成了。

　　濟南市人大代表呼吁建勞工紀念館

　　和孫遠金有著同樣夢想的還有聽聞無數(shù)勞工故事的濟南律師傅強。山東鵬飛律師事務所主任傅強同時還是濟南市人大代表，多年與勞工及其家屬打交道的他熟悉勞工在日本的一切遭遇。

　　“不就是農民被抓去干活嗎？不是！”傅強說，很多人并不了解勞工經(jīng)受的非人待遇。“勞工并不稀罕日本賠給他們的幾個錢，他們要的是日本承認錯誤，讓后代記住這段歷史！”

　　據(jù)悉，濟南受害勞工將近100人。今年，傅強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在濟南建立勞工紀念館、紀念碑的建議。傅強希望選址在過去的勞工集中營，即現(xiàn)在濟南市幼兒師范學校附近，紀念碑上刻名字事跡，紀念館展示勞工物品，教育青少年。“要讓大家看到歷史是無法抹去的，不允許挑戰(zhàn)中國人民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