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蕾的表姐邱靜在省會城市生活，家庭年收入超過30萬元，卻告誡小王“養(yǎng)兒不菲”：為了留住一個負責的保姆，也為了讓孩子不因頻繁調換保姆而無所適從，她和育兒保姆簽了一個十年用工協議，同時承諾，現在每個月3300元，以后每年工資按10％的比例遞增，此外還給購置一份每年4000多元的商業(yè)保險。
這些錢是為了撫平雙方的信任危機：曾有不負責的保姆，趁父母不在用體罰等方法訓誡孩子，讓沒有表達才能的孩子看見保姆就膽怯，“乖乖聽話”；而對保姆來說，混亂的市場，“用完一、兩年就毫無保障”的用工模式，也的確“很難不跳槽”。
邱靜沒敢告訴父母這筆花銷，“他們不會懂得，為了給孩子一個安全、不焦慮的環(huán)境，我愿付出”。
邱靜出生于1974年，她出生時母親只能休56天產假就得去工作，但當時滿足“安全、不嬌寵、不焦慮”環(huán)境的成本極低——邱靜就是被放在單位附屬的托兒所，由單位職工的親屬當保育員看管長大的。
現在，當年打算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以單位、集體辦幼兒園、托兒所的做法幾乎不再，企業(yè)的后勤服務社會化改革將它們推向社會。在壓縮編制的大背景下，育兒機構還成了各地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編制被大批壓縮，它們一旦從原有單位中被剝離出來，紛紛被關、停、并、轉。
邱靜為女兒所付出的高昂成本，正是為懂得決這個上一輩人從未面對過的社會難題。
由于中國學前教導義務不明白，經費得不到保障，幼教經費約占全部教導經費支出的1．3％，而巴西是5.1％，泰國事16.4％，發(fā)達國家則一般達到3％以上。2009年兩會期間，全國婦聯也曾提出關于強化托幼事業(yè)公共服務職能的建議。
然而，比起資源不足，更讓很多家長愁悶的是，資源的分配仍不均衡。京城一家媒體前不久探訪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兒園，發(fā)明能享有這些場地寬裕、硬件齊全的教導資源的，多是“批條子”進入的官員子女。
“在西方，學前教導常被視作補救弱勢群體后代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一些孩子出生不好，國家就通過資金和項目標傾斜，讓這些孩子接收好的教導。那些權貴和富商，可以選擇讓孩子去上貴族學校，不會過多占用公共資源�！敝捉虒＜�、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張燕對此表現，在中國，恰好相反。有權的，能讓孩子進最好的公辦園；有錢的，能進最好的貴族民辦園；沒權沒錢的，則上便宜園，或黑幼兒園。
2009年，清華大學著名社會學者孫立平曾表現，“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聽到類似的說法：有時貧富差距大一點還沒關系，最怕的是窮人失去向上流動的盼望，最怕的是一種失望的感到。”（文中王文蕾、邱靜為化名）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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