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檢察系統(tǒng)人士

　　湖南永州市民齊曉暉4年前涉嫌偽造身份證被警方調查，其間遭受刑訊逼供。9月1日，永州市東安縣開審這起逼供案，原特警隊長當庭認錯。

　　刑訊逼供是個頑癥，并引發(fā)眾多冤假錯案，諸如佘祥林案、趙作海案，這已是國人皆知。為了遏制刑訊逼供，公眾對于此次刑訴法的修改寄予了厚望，刑事訴訟法修改草案也新增加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和非法證據(jù)排除規(guī)則等規(guī)定。這些辦法與措施對于遏制刑訊逼供當然有幫助，但是，僅僅這些能行嗎？

　　回到齊曉暉被刑訊逼供案，這起案件并不復雜：為獲取口供，時任特警隊長的賀毅等人將齊曉暉殘忍地吊了四個多小時。但事后，零陵區(qū)檢察院查明齊曉暉無犯罪事實，作出對其不予批捕的決定，而齊曉暉也被鑒定為“左手損傷屬九級傷殘”�？梢哉f，賀毅涉嫌刑訊逼供罪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然而，復雜的是，經(jīng)過四年的漫長申訴與上訪，直至2011年永州市人民檢察院才指定東安縣人民檢察院立案調查，有關機關對于賀毅的“容忍”可見一斑。即便如此，直到賀毅被起訴到法院后，有關人員仍然執(zhí)意要對賀毅“容忍”到底——庭審結束，主審法官還問齊曉暉：“賀毅搞一個工作（崗位）不容易，如果他在經(jīng)濟上補償你一點（錢），你有什么想法？ ”

　　一個如此清楚又如此簡單的刑訊逼供案件，竟然要經(jīng)歷如此復雜和如此漫長的程序，司法機關在多年來一直“選擇性失聰”，直至今天，如何判決仍是撲朔迷離。民眾要求追究刑訊逼供執(zhí)法者的責任如此之難，這無疑給那些搞刑訊逼供的執(zhí)法者吃下了 “定心丸”——放心搞刑訊逼供，放心違反各項法律規(guī)定吧，真正能追究責任的只是“小概率”事件。

　　另一個令人無奈的事實是，即便那些最終被送上法庭的刑訊逼供執(zhí)法者，大多也獲得了免刑或緩刑。2005年到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17671名瀆職侵權被告人中，獲免刑的達9707名，緩刑的達5390名，合計占到85.4％。就連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公安部高度關注的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區(qū)公安分局干警刑訊逼供致死案，最后在法院一審判決中，四名犯罪民警均僅僅被判處緩刑。面對這種現(xiàn)狀，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也指出，“瀆職侵權犯罪案件輕刑化問題突出，難以起到懲治和警示的作用。 ”

　　更可怕的是，有時在刑訊逼供的追究上，不僅僅是被害公民與濫用權力警察之間的事情，公民還不得不面對一個強大的體制，這加劇了博弈力量嚴重失衡。以趙作海案為例：這起嚴重刑訊逼供造成的錯案，當公安機關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時，檢察院兩次退卷，表明此案不能提起公訴，但是，最后商丘市政法委出面協(xié)調，他們定下了調子，此案可以起訴和判決，法院最終按照政法委定下的調子作出了判決。這起案件如果不是因為 “死人復活”，甭說追究刑訊逼供當事警察的責任，就連趙作海自身洗冤都只能是一種奢望。

　　此外，在一些地方，刑訊逼供往往被看作是警察因為 “公事”而闖禍，從而在體制內受到普遍同情，因而追究責任之難更甚于其他瀆職犯罪。

　　遏制刑訊逼供，刑訴法的修改當然有必要，但如果好的規(guī)定不能被執(zhí)法者嚴格遵守，涉嫌違法犯罪者不會受到嚴肅的追查，追究了也不過是輕罰了事，那么再好的法律也只能是一紙空文。要想改變現(xiàn)狀，關鍵在于通過制定一系列法律，加強媒體監(jiān)督，發(fā)展救濟被害人的社會組織，加強人大代表質詢力度，強化對權力運行的監(jiān)督。如此，才能減少刑訊逼供的發(f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