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打假斗士方舟子被襲擊事件已經沸沸揚揚。有挺方舟子的，也有質疑的聲音。對于不同的聲音來自同一個事件本身就是一種好的現象，因為其體現了多元的文化氛圍。假如當媒體呈現出來一邊倒的狀態(tài)的時候，那么，一定是這個社會出現了問題。當這個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該責怪誰呢？毫無疑問，當政者的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拷問機會。
    方舟子自從回國之后，便開始了一系列的打假活動，唐駿的學歷，李一的道齡，北京大學教授劉輝的學術問題，國學天才孫見坤的媒體炒作……其實，只要我們看看，這些事件原本是應該有誰來負責的呢？關于“假”的東西的處理原本就是政府部門義不容辭的義務，學術歸教育行政部門，衛(wèi)生事件歸衛(wèi)生行政部門。但當我們縱觀的時候，總是發(fā)現不和諧的因素，那就是這個時候這些政府部門的“缺位”，沒有在該發(fā)揮作用的時候進行及時行政，最起碼該屬于行政不作為行為了。
    而當這些個人出于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來揭露社會黑幕的時候，卻會付出自己生命安全的代價。這著實有些得不償失。試想，你做了一件原本不是你做的事情，還要付出自己生命安全的代價。下一步，誰還會去做呢？只有一種結果，那就是，如方舟子者會越來越少，這個時候，那些“假”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這不由得讓我想起來在經濟學上的一個著名的觀點：劣幣驅逐良幣。
    “劣幣驅逐良幣”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著名定律。該定律是這樣一種歷史現象的歸納：在鑄幣時代，當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者成色的鑄幣——“劣幣”進入流通領域之后，人們就傾向于將那些足值貨幣——“良幣”收藏起來。最后，良幣將被驅逐，市場上流通的就只剩下劣幣了。當事人的信息不對稱是“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存在的基礎。因為如果交易雙方對貨幣的成色或者真?zhèn)味际�分了解，劣幣持有者就很難將手中的劣幣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夠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幣的“實際“而非“法定”價值與對方進行交易。
      可能，這樣的類比不是很合適。但在經濟和社會相通的意義上，不妨將如方舟子這樣的人看做是“良幣”，而那些以假為通貨的人是“劣幣”。這個期間，正是因為信息不對稱，人們誤以為“假”的就是真的。而當假的越來越多的時候，人們便將假的也當成真的了。猶如“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個時候，在一個假盛行的年代里，真卻只能被排擠出局，被視作另類的因素了。這就是今天方舟子遭遇的標本意義。
    方舟子被襲，作為一個公民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這也反映出一個治安狀況的側面圖。一個政治清明，人們安居樂業(yè)的社會應該對于這樣的“良幣”進行相應的保護。否則，“良幣”會越來越少。那么，也只能加強自身的安全了，比如雇傭自己的保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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