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文化功利化　公共財政太隨便

　　“故里爭取”患上“集體癔癥”

　　6月17日，山西婁煩縣文物旅游局流露，當地有關部門做出決定，將由婁煩縣花果山生態(tài)苑有限公司開發(fā)建設“花果山孫大圣故里風景區(qū)”。該風景區(qū)位于婁煩縣海拔1816米的花果山山頂和山北側的道人溝中，占地面積達7000多畝。在消息發(fā)布會上，婁煩方面還頒布了山西當地學者的“長期研究成果”，稱《西游記》小說人物孫悟空的老家為山西婁煩的“根據最多、內涵最豐富”。

　　山西婁煩勇冠“孫大圣故里”之名，其事件本身不足一哂。孟繁仁等山西學者在為婁煩做“見證”的同時，多少還是為自己保存了一點學者的體面，他們并沒有斷言孫悟空的故里就必定在婁煩，而只是說“根據最多”。因為，只要還有點理性的人，就能明白為一個虛構的藝術形象“考證”故里有多么荒謬。

　　一件荒謬不經的事，由處所政府出面一本正經地來做，流露出不同尋常的意味。如果婁煩只是用孫悟空做幌子打處所著名度，他們倒算是頗有收獲，很多以前對婁煩一無所知的人，也知道這個小處所和孫悟空有點瓜葛。但從處所經濟的角度而言，把占地7000畝的風景區(qū)建設系于傳說中的一只猴子身上，未免有點不夠嚴正。更重要的是，把婁煩打算和近期此起彼伏的故里爭取戰(zhàn)接洽起來看，就不難發(fā)明，處所政府對歷史文化名人的發(fā)掘和爭搶已經進入熱昏狀態(tài)，值得警惕。

　　如果說李白故里之爭、屈原故里之爭每年都會上演一次的話，今年兩省四地對朱熹的爭取則堪稱風云突變，幾乎到了白熱化的地步。雖然處所官員未必懂得朱熹其人，更不大可能懂得程朱理學的內涵，但一點都不妨礙他們把大批的公幣扔在老夫子身上。據初步統(tǒng)計，四個與朱熹有關的處所，以朱熹名義開發(fā)建設的各種項目預計總投入可能達40億元。這真有點歷史不能蒙受現實之重的味道。

　　處所政府對歷史文化名人青眼有加，大多與文化本身無關，他們看中的是文化遺產的變現才能。號稱炎帝故里的湖北省某市在這方面說出了實話。該市有關官員介紹，通過打造“炎帝故里尋根節(jié)”，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吸引旅游人數達480萬，實現旅游總收入高達25億。古人身上有這么強盛的GDP發(fā)酵才能，他們要想藏身于故紙堆中，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對歷史遺產的發(fā)掘如果能實現文化與經濟的雙贏，則處所政府對名人故里的爭取就沒必要苛責。遺憾的是，從現實來看，近些年在各地上演的歷史熱、故里熱和古墓熱已經越來越非理性。曹操墓的發(fā)掘和引發(fā)的爭辯，給不少處所帶來連鎖效應，據說劉備等三國人物的墓地都可能進入搶救性發(fā)掘的行列。處所政府在挖祖墳方面表現出的高興勁，已經讓文化本身面臨恥辱。去年，兩個處所卷入李白故里之爭，但有心人通過實地訪問發(fā)明，某地的李白故里公園破敗不堪、無人問津，讓人為詩仙扼腕嘆息。至于孫大圣故里和西門慶故里的“問世”，更是裸露出文化大國的子民在文化方面的無知與鄙陋。在紛至沓來的公祭和歷史熱中，人們很難領會到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弘揚與傳承，相反，更多看到的倒是權利給文化打上的僵化烙印。

　　以歷史文化為載體推動地區(qū)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在某些處所確有成功經驗，但少數幾個歷史名人和傳說人物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或者說，歷史文化名人在創(chuàng)富方面的效用邊界，其實很值得斟酌。認為傍上一個歷史名人就能收獲盆滿缽滿，實在是一種要命的錯覺。在缺乏嚴正學術領導的情況下，不同地區(qū)往往對同一個歷史名人狂擲賭注，其成果是不難預感的。一旦大眾,對“古人熱”產生審美疲勞，或處所政府不能持續(xù)投入文化建設，則大批的政府投資和民間資本就會打水漂。喪失理性的一窩蜂投入，所導致的往往是社會財富的浪費。

　　由處所政府主導的名人故里爭取熱，裸露出嚴重的失范偏向，它就像一種集體癔癥，不但具有沾染性，還很難以處所政府自身的理性去糾偏。在傳統(tǒng)文化面臨庸俗化和功利化陷阱的同時，公共財政的隨便性也暗藏宏大風險。給這場“文化大戲”踩剎車，實在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