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的任何一個國家里都是普遍現(xiàn)象，按照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麥克法登的說法，人類還沒有發(fā)明可以平均分配財富不讓窮人產(chǎn)生的制度。這很遺憾，但事實就是如此。不過，事情的積極方面是自20世紀以來，地球上的絕大多數(shù)政府都把消滅至少是減少貧困作為自己最主要的職責之一。盡管人們早已認識到均貧富的烏托邦性質，然而這一點絲毫也不會影響到減貧的道義高尚性和政治必要性。
盡管如此，在如何減少貧困方面，各個政府采取的策略或手段卻相去甚遠。最近從喜馬拉雅山南邊傳來了一條耐人尋味的消息。印度中央政府計劃委員會委托的一個獨立調查機構按照政府意愿通過修改參數(shù)使得印度的貧困線以下人口（BPL）增加了幾乎整整1億，貧困人口比例驟然增加到37%以上。自1970年代以來印度“窮人”不斷減少的趨勢一夜之間被終結。就數(shù)字而言，曼·辛格率領的國大黨政府一下子使印度減貧斗爭的成果倒退了十幾年。
為什么作為經(jīng)濟學家的辛格要把9000多萬印度人重新歸類為“窮人”？原因在于新公布的《印度食物安全法》要求政府以優(yōu)惠價格（不到市價的一半）向貧困線以下家庭每月出售35公斤大米或小麥。修改貧困線指標顯著增加了印度政府的預算負擔，同時也顯著減輕了2000多萬戶印度低收入家庭的財務支出。當然，此舉絕非印度政府有錢沒地兒花，而是因為一年來印度糧價上漲速度過快，按照舊標準已經(jīng)脫貧的那部分低收入人群恩格爾系數(shù)重新變大。
然而，無論如何，人們都要欽佩印度政府至少在這件事情上的誠懇態(tài)度，以及從中折射出的在減貧問題上嚴肅認真不搞“政績工程”的立場。讓一億人“被貧困”是需要政治勇氣和財政實力的。10年來印度已經(jīng)習慣了“崛起”的美譽，承認自己國土上將近四成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這對于印度政府來說并不容易。此外，為解決“被貧困”的這部分人口，印度政府所要支付的經(jīng)費遠遠超過全體政要向各自選區(qū)的窮人派發(fā)糧食紅包的費用，而公共關系效果其實是一樣的。
無獨有偶，喜馬拉雅山的這一邊也采取了同樣的政策。中國住建部頻出組合拳打擊投機性住房的同時，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正在大力加強針對所謂“夾心層”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許多有條件的地方也正著手逐步擴大社會福利體系的覆蓋范圍和保障力度，從醫(yī)療城鄉(xiāng)一體化到養(yǎng)老保險標準的逐步提高，再到戶籍制度在用工及福利領域作用的下降，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在努力使絕對貧困人口下降的同時，也在向提高“夾心層”民眾的生活水平方面傾注更多力量。
有人將對他者的幫助分成兩個層次，即“一等關切”和“二等關切”，如果說前者意味著拯救一個饑腸轆轆的孩子，需要100美元，而后者則意味著使大量民眾生活的困頓在程度和范圍方面均有所改善，可能需要100億美元，并且被幫助者人均還得不到100美元。這個數(shù)學模型恰當不過地說明了“一等關切”和“二等關切”之間的關系�！耙坏汝P切”要讓某些具體的兒童不致于因饑餒而夭折，從而可以通過孩子重現(xiàn)的笑臉而讓我們的良知獲得平靜，但其實并不需要社會支付更多成本。相比之下，“二等關切”著眼于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經(jīng)濟發(fā)展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好處，看不到任何戲劇性效果，而任何政府，不管多么財大氣粗，其成本都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但是，讓大多數(shù)人享受到發(fā)展成果卻最終能讓我們所在的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大街更加寧靜。
對于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崛起”國家來說，認識到這二者理應享有同等地位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逢年過節(jié)給“五保戶”送去一桶油、200塊錢固然也能幫助一些具體的不幸者，但絕不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最佳方案。況且，如果能讓更多的中低收入階層民眾生活壓力更小，顯然會使這部分人——無論如何，這部分人肯定是任何轉型社會的多數(shù)——的創(chuàng)造力得到更多發(fā)揮機會，從而使他們也能從社會保障體系的受惠者成為施與者，最終有利于特別不幸的那部分人。最后，更加關心改善剛剛脫離了貧困線的低收入階層的生活，甚至使他們“被貧困”，還可以防止一個社會陷入“被富有”的浮華和虛榮當中。畢竟，一個“被富有”的社會，往往也是一個暗流涌動的社會，這樣的社會，表象上，甚至是事實上的高效率并不會自動修正在文章最前面提到的人類的那個“智力”缺陷。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