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劉統(tǒng)的《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奮斗紀實》（廣西國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網(wǎng)絡(luò)版）流露，張國燾之所以叛逃，是因為他受到了他信任的部下李特、黃超（李是西路軍顧問長，黃是五軍政委）等被害消息的刺激。李、黃被害的具體經(jīng)過是：西路軍余部達到新疆后，曾被請求做一個選擇：“愿意去延安還是去蘇聯(lián)”，李先念等選擇延安，而李特和黃超則選擇去蘇聯(lián)。成果，李先念等人去了延安，李特和黃超則被機密殺害，罪名是“托派”�？蓱z李特的老母親，11年后的1949年，在解放大軍在其老家安徽霍邱渡江時，端條板凳，步行4公里，雙手捧著“尋李特兒”的紅布條，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軍過完才掃興而歸。
另據(jù)老紅軍陳湖生（又寫作陳回生）揭穿，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審查的原西路軍干部慘遭康生及其保衛(wèi)機關(guān)機密殺害。高華認為，1938年的康生在沒有得到明白的指令前，似乎還無膽量向紅軍干部動刀（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fēng)運動的來龍去脈》，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階段發(fā)展：審干、反奸與搶救運動”）。
據(jù)張戎夫婦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P181）記錄，當(dāng)時在延安的司馬璐聽到了這么一次對話，一位陜北干部說：“當(dāng)四方面軍從甘肅被國民黨部隊追得無路可走達到我們關(guān)中蘇區(qū)的時候，我們首先很客氣地接應(yīng)他們，又舉辦歡迎會招待他們，然后繳下他們的兵器，……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地騙到山溝里，把這些王八蛋龜孫子的四方面軍都活埋了”。他正說的得意，聽的人惱怒了，大聲呵斥他：“同志，如果你們真的這么做，他們就錯了……你們太過火了，我信任這絕不是黨的命令”。講故事的大聲反駁：“什么，不是黨的命令，是我們過火了？難道我個人和他們過不去？……咱們團長要我們這么干的，團長說是高崗?fù)镜拿�，高崗�(fù)井?dāng)然又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咱們只認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不同的命運還產(chǎn)生在西路軍兩位最高統(tǒng)帥徐向前和陳昌浩之間。論地位，徐陳兩人并駕齊驅(qū)，一個是總指揮，一個是總政委；論名譽，兩人在四方面軍中也旗鼓相當(dāng)，陳昌浩高大威猛，在戰(zhàn)斗中屢屢身先士卒，頗得手下將士們愛戴。兩人唯一重大的差別是，陳昌浩更緊跟張國燾，而徐向前則多少有些獨立性。在長征中著名的“密電事件”中（1982年，徐向前慎重地對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有關(guān)人員說：“1935年9月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后，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批準南下。至于張國燾是否發(fā)過要‘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義務(wù)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徐向前說了一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避免了紅一方面軍明顯處于不利地位的兩軍沖突。即便如此，徐向前也經(jīng)過了一段很長的“觀察期”，直到1939年中共北方局才給他做出了“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的“鑒定”。
相比而言，陳昌浩就遠沒那么榮幸了。1937年8月，陳昌浩終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職務(wù)，接收了長達一年的審查。1939年8月，周恩來去蘇聯(lián)治療右臂，陳昌浩又隨行接收共產(chǎn)國際的審查。這期間，他曾當(dāng)過采石工、消防隊員，還參加過斯大林格勒保衛(wèi)戰(zhàn)。他曾多次給中共中央寫信，請求回國革命，但始終未得到回復(fù)。直到1952年，才被容許攜蘇聯(lián)妻子格蘭娜和幼子陳祖莫回到了祖國，其后長期在中央編譯局工作。
出于戰(zhàn)友誼義，1950年代，徐向前曾邀請陳昌浩夫婦和紅四方面軍的一些老同志在自己的寓所里聚會。陳昌浩顯得很是落魄，低著頭，彎著腰，與他昔日之部屬，如今共和國的將軍、部長們一一握手，表現(xiàn)歉意。當(dāng)他和前妻、時任紡織工業(yè)部副部長的張琴秋緊緊握手時，非常愧疚，連聲說：“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對不起你呀！”
文化大革命開端后，因在歷史上“反對毛主席”，陳昌浩自然“罪孽深重”，無休無止地被紅衛(wèi)兵們揪斗。妻子格蘭娜被迫與他離婚，但還是被投進了監(jiān)獄。1967年7月30日，陳昌浩看到彭德懷被從西南三線揪回北京游街示眾，陷入極大的宏勇敢怯中。當(dāng)晚，61歲的他吞下大把的安息藥，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令他苦楚不堪的世界。 相關(guān)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