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各打他們五十大板了。這絕對不是折中，因為古來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一篇文章，有人看著好，有人看著不好，說來說去誰也說不服誰是十分正常的。
其實，主意一些老課文走出課本的，也用不著說人家的文章多么不好，你只說該換了就行。因為從來沒有萬古不變的教材�！对娊�(jīng)》好不好，那是孔子教學的教材，現(xiàn)在剩下了幾篇？《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guī)》好不好？都很經(jīng)典，為什么現(xiàn)在不用了，時代變了，教材自然得變。這與文章好不好本身沒有關系。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魯迅和毛澤東的文章大批減少正常，朱自清的《背影》走出課本也正常。
問題如此簡略，為什么還起爭辯呢？是因為中國的課本處所很狹窄，就如一個客廳，那么幾個沙發(fā)，誰都想坐。領導人名家的文章都得上。上課本是一種光榮，是一種能產(chǎn)生影響的處所。誰都想讓自己的思想傳播下去，正如男人都想把自己的遺傳基因傳下去一樣，有權利的，憑權利和權威決定，沒權利地，就借別人的文章來代替，所以編課本的人考慮較少的是教學，考慮較多的是教學之外的東西。能夠坐上這里沙發(fā)的，都是《圣經(jīng)》，要把哪篇文章請下神壇，就得說它如何不好，總之不說出個一二三來，確定是不行的。
這也是中國特點吧。美國沒有統(tǒng)一教材。有才能有條件的老師，就自己編。我見過一本美國的《寫作》教材，我見的那本印了十幾版，每版只印幾十冊。當時不懂得這樣的印數(shù)，因為在中國沒有幾萬冊的印數(shù)是出版不了的，后來討教熟悉美國的人，才知道那是自編教材。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是自家講稿。自編教材有自編的利益，感到哪篇文章合適自己教，合適學生學，就選哪篇，沒有什么爭辯。沒有自編才能和條件的，就選別人編的，愛好哪相選哪本，也不會有爭辯。不同的教材體現(xiàn)的是不同人的教導理念，課本靠它本身的特點來生存。
這在中國事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的教材只有統(tǒng)編。小學中學統(tǒng)編，大學也統(tǒng)編了。大學教材，要由教導部統(tǒng)編的才是正宗。“私家”的也有，但也是若干人合編的。其實這類教材，恰恰沒有任何價值。因為在統(tǒng)編或合編過程中，許多觀點只能折中、磨合，最后的成果，平平而已。中學也是如此，編選教材，考慮的大多是教學之外的因素。孔子說“因才施教”，這里的“才”其實應當是兩個方面，既有生之才，也有師之才。另外還有一面，就是要“因材施教”。所以在我們的教學中“師之才”無法展現(xiàn)；“生之才”無法照顧；原因之一，就是他們所用的“材”是經(jīng)過精致加工的，所以也就沒有了師生施展的余地，也沒會有什么新鮮的教學理念和思想。
為什么必定如此，因為中國有統(tǒng)考，有利益分割。
我們的教材，表面看來是為了學生學，其實是為了學生考。周濟下臺之前，搞了一套新課改。聽起來花紅熱烈，其實只能流于情勢，因為無法和高考掛鉤。所以在統(tǒng)考面前，什么課文課本都差不多，什么教學理念都沒用，有用的只是分數(shù)。同時，教材也是一種利益，編選者，出版社，的利益所在。一套統(tǒng)編教材，養(yǎng)著全部教導出版社，其它什么書都用不著作，就能夠做到坐吃而山不空。這樣的利益豈肯輕易撒手？
這才是問題的本質(zhì)。所以，關于朱自清《背影》的爭辯，本身除了熱烈，不會有什么本質(zhì)性意義。因為這些爭辯都與中國的教導的本質(zhì)無關。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