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二代、富二代、體制外的二代與體制內的二代……因家庭出身不同帶來的代際分化已成為轉型期中國的突出問題。造成二代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如何面對代際分化?近日，本報記者走進“二代”群體，了解他們的生存狀態(tài)和心理特點，揭示代際分化的深層原因，探討解決的途徑和辦法。

　　游蕩在城鄉(xiāng)之間的“邊緣人”

　　二代農民工向往城市偃匆蚧Ъ奐彝ケ塵暗仍因不被城市所接納

　　快兩年了，王東一直在北京朝陽區(qū)金盞鄉(xiāng)打工。上世紀90年代，王東的父母就從安徽巢湖老家到金盞鄉(xiāng)打工。幾年后，他隨父母來到這里，并在民工子弟學校讀完了小學和初中。但由于沒有北京戶口，小王在北京無法高考，所以初中畢業(yè)后只能回安徽老家上學，并在當地考上了大專。2009年，大專畢業(yè)的他又回到了金盞鄉(xiāng)，但一直沒找到穩(wěn)定的工作，只能在附近的小廠打零工。

　　沒有戶口，意味著王東不能享受到北京市民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父母都是外來的民工，王東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源;每月1000多元的工資，買房成了遙不可及的夢想。談到以后的生活，王東一臉茫然：“我不想回老家生活了，但在城市里也看不到發(fā)展前途，先在這邊熬著，慢慢找機會吧。”

　　王東的生活狀態(tài)，正是大多數二代農民工的真實寫照。這些年，確實有一些二代農民工通過自身努力擺脫了貧窮、成就了事業(yè)，但大多數人還是由于家庭條件差、生存狀況難而游蕩在城鄉(xiāng)之間，成為“邊緣人”。他們來自農村，卻由于長期在城市生活而對農村疏遠;他們向往城市，卻因生活壓力、戶籍、家庭背景等原因不被城市所接納，很難分享現代生活的快樂。

　　記者在調查中發(fā)現，與父輩相比，二代農民工也有自身顯著的特點。他們接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會穿西裝、打領帶，喜歡使用新款手機，普通話說得不錯。除了干活，他們還喜歡考慮自己的將來，盡管這種籌劃往往都是一個遙遠的夢想。

　　李煥今年18歲了。自打他記事起，父母就把他留在山東的爺爺奶奶家，自己則外出打工。由于缺乏督促管教，李煥學習很不好，上到初中就不愿意再繼續(xù)讀書了，索性隨父母來到了北京。

　　“剛來的時候，一下就被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迷住了，特別興奮。”李煥說。但沒多長時間，他就發(fā)現北京雖好，屬于他們家的卻不多，他父母在北京通州區(qū)打工，住的房間又小又亂，每天累得回來倒頭就睡，幾乎沒有空閑時間。

　　16歲的時候，李煥擁有了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父母打工的廠里做雜工，干了不到三個月，他不做了。“活太累，我根本干不下來。”李煥說，之后他在餐廳干過服務員，在大街上分發(fā)過廣告單，工作總是換來換去。

　　談到今后的打算，李煥倒是很干脆：“走一步看一步，還能有什么打算?現在對我來說，不指望能在北京安家、落戶、買房子，就希望賺一些本錢，以后可以做生意。”

　　專家認為，面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困惑，我們不能一廂情愿地要求他們回到農村，安心務農;也不能一味指責他們貪圖享受，他們有改善自己生活條件的權利。政府應當加速戶籍、就業(yè)、醫(yī)療、社會保障、農村土地等相關制度的改革，盡快消除造成城鄉(xiāng)差別和工農不平等的體制性障礙，逐步打破城鄉(xiāng)二元管理模式，為他們在城市提供更廣闊的生存與發(fā)展空間。

　　找工作莫成“拼爹”游戲

　　一定程度上來說，決定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狀況的往往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出身、社會關系

　　近期，網絡上有兩篇文章引起很多人共鳴。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描述了家庭較窮的人努力多年才達到和出身富裕者一樣的生活水平。這是高考改變命運的真實寫照。后來，網絡上又出現一篇題為《我用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的文章，作者詳述自己上大學及畢業(yè)后的生活窘狀，反映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同而帶來的巨大差距，任其怎樣努力都無濟于事。

　　“知識改變命運”，曾經是多么響亮的一句口號。如今，這句曾經被無數人奉為真理的話語，卻引來了諸多質疑。近年來，很多大學畢業(yè)生發(fā)現，一定程度上來說，決定他們就業(yè)狀況的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會關系。套用一句網絡語：“找工作變成了比拼父輩財富和權勢的"拼爹"游戲”。據某媒體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進行的一項調查，500名受訪者中有70%的人認為，在就業(yè)應聘中或多或少遭遇過來自家庭狀況的壓力，65%的應屆畢業(yè)生表示最擔心家庭狀況使自己在求職應聘中處于不利地位。

　　杜純是四川一所高校新聞系的研究生。從研二開始，他便到北京某媒體實習。由于機會難得，杜純平時工作就非常勤奮，急活、累活搶著干，從不抱怨。他的表現得到認可，實習單位口頭許諾他畢業(yè)后可以來工作。然而，到最后應聘階段，杜純卻并未得到任何職位。事后他才得知，最后入圍的人大多有關系，至少也得到相關領導的推薦，而他沒有任何人脈資源，只能接受這一結果。

　　相比而言，孫宇算是很幸運的。作為一個沒有任何“關系”的農家孩子，孫宇去年大學畢業(yè)后過五關斬六將，成功進入一家國有大型金融企業(yè)工作，福利待遇都很不錯。但入職培訓時，他看見好幾位并沒有在之前的筆試、面試中出現的新同事。他以為對方是補招的員工，后來聽同事一說才知道，人家家里早就把工作安排好了，“筆試、面試都不用參加，指標都是從總部直接下來的。”孫宇說。

　　工作后，孫宇也有一點郁悶。由于不愿得罪那些有關系的新同事，經常得做一些吃力不討好的活兒。“累得要命不說，干得不好還要挨批評。”孫宇說，“但像我這樣既沒關系、又沒背景的"貧二代"，除了拼命工作，還能怎么辦呢?再說，我現在的工作已經讓很多人羨慕了。”

　　記者采訪時發(fā)現，大學生們在看待“就業(yè)難”時都很理性，認為是多種因素導致了這一現象，他們對由于能力不足、經驗不夠導致的招聘失敗，并沒有多少怨言。但是，如果因為家庭背景不如別人而落敗，總會感覺心氣兒不順。

　　某高校一位大學老師坦言，一般情況下，從“最底層”上升到“大眾層”比較容易，只要付出努力總會有相應回報。“從我教過的研究生來看，他們在畢業(yè)之初想進入學術界、機關或媒體，開始自己的事業(yè)歷程，并不是難事。但再想往上發(fā)展，就不那么簡單了。個人努力只是參考因素之一。”這位老師說，我們不否認其中一部分人會成功突圍、脫穎而出，但更多的人只能按部就班，“泯然眾人矣”。

　　當然，反過來說，只靠“關系”也不行，如果能力沒有達到基本要求，“關系”也不會那么好使。浙江大學研究生院從事學生工作的楊老師認為，雖然每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家庭出身，“窮二代”和某些人比起來沒有背景、沒有關系，但只要調整好心態(tài)，通過后天的努力也可以逐步改善經濟狀況。“拼爹”游戲固然存在，但在現狀沒有明顯改觀的情況下，不能只會抱怨、應該更加積極，“窮二代”更應關注自身能力的提高。

　　減少“貧窮世襲”的憂慮

　　增強就業(yè)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前不久，一些收入不高的年輕人在網絡上公開表態(tài)不愿生育“窮三代”，理由是“窮二代”的孩子從一開始就輸在了起跑線，注定要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下掙扎，改變世襲貧困命運難上加難。再說，本來已是“房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成了“孩奴”，豈不一輩子活在“奴隸社會”?

　　或許有人說，不愿生育“窮三代”暴露出一些年輕人只懂現實享受、心理素質太差、對未來預期過于悲觀。這種觀點不無道理。但是，與其討論“窮二代”為什么沒有信心生育，不如正視他們對改善生活、期待公平的呼喚。不愿生育“窮三代”，生動反映了他們對貧窮代際傳遞、社會階層日益固化的憂慮。

　　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郭大水教授認為，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現在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階層固化，底層社會成員改變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減少。“導致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代際之間的社會壁壘，造成教育等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如果這種狀況長期得不到改變，對于促進社會階層合理流動、社會和諧穩(wěn)定都非常不利。”

　　專家分析，近10年來，中國收入差距持續(xù)擴大，基尼系數已接近0.5，社會底層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嚴重滯緩，這是造成“窮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體制障礙讓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流動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現代社會流動的最主要機制，然而，由于高校擴招后全面收費以及就業(yè)難的出現，貧困家庭子女通過教育向上流動也越來越難了。

　　從根本上說，階層固化產生的原因是社會建設遠遠滯后于經濟改革。多年來，我們堅持“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實際上過于追求增長速度，把應該配置到社會領域的資源也配置到經濟領域。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沒有及時調整，嚴重侵蝕了人們公平獲得資源的機會。美國、日本和拉美在經濟起飛后最終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果，根源就在于是否及時、正確地實施體制改革和加強社會建設。

　　郭大水認為，目前很多制度設計都在積極保護弱勢群體權益，例如嚴格的公務員招考制度、勞動合同法的頒布等，但當務之急要強化實施。遏制愈演愈烈的“拼爹”游戲還須加強制度約束，增強就業(yè)市場的公開度和透明度，加大對就業(yè)“關系戶”的懲罰力度。要從最基層開始，促進社會成員的合理流動，消弭不同二代之間的鴻溝，讓“窮二代”感到生活有奔頭，相信可以憑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窮二代”人力資本弱、社會資源少，要他們依靠自身的力量去擺脫困境很難。這需要外部力量的導入。郭大水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對“窮二代”的人力資本投入，特別是加強對二代農民工的培訓，使他們擁有可以在城市立足的一技之長。同時，加快戶籍制度等改革，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充分發(fā)揮政府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作用。(文中部分受訪者為化名)

　　評論：貧窮本不該繼承

　　作者：杜海濤

　　貧窮的繼承是可怕的，如果貧窮者缺乏改變命運的機會和機制，其危險性更加可怕。改變命運，“窮二代”需要全社會共同的支持與攙扶

　　“房價高漲，讓我們無奈、彷徨;曾經的理想更加遙遠。三十難立的痛楚自己知道，‘窮二代’的掙扎誰人知曉?”網上，一位年屆而立的“窮二代”帖子，道出了很多人的心聲。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更多80后步入而立之年。是有房有車，職場得意，還是婚姻美滿?一個“立”字，讓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面臨沉重的壓力。

　　三十“難”立，對“窮二代”更難。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財富不斷增加，但收入差距也在加大。中華全國總工會發(fā)布的一份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顯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1748元，僅為城鎮(zhèn)企業(yè)職工平均月收入的57.4%;同時也比傳統(tǒng)農民工低167元，收入明顯低于他們的父輩。而即便念完了大學，對多數農村家庭和城鎮(zhèn)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來說，畢業(yè)后仍然面臨著就業(yè)、成家等一系列難題。和其他階層的二代相比，他們總是處于弱勢。

　　“窮二代”是財富、資源分配失衡的問題。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抓住機會的“富一代”積累了資本，通過傳承給“富二代”，使其獲得財富優(yōu)勢;而“貴二代”依靠父輩掌握的社會資源，享有更多的優(yōu)先權。“窮二代”收入少、起點低，生活在社會的底層。

　　“窮二代”更是機會不夠公平的問題。一些地區(qū)自然條件惡劣，教育投入欠缺，使本來就不處在相同起跑線上的“二代”之間競爭雪上加霜。即便通過努力學習考上大學，高昂的學費也使很多家庭難以支撐。由于缺少人脈資源，畢業(yè)即失業(yè)的現實，更加惡化了“窮二代”的處境。再加上房價漲、物價高、看病難等一系列民生難題，進一步削弱了他們的生活信心。

　　貧窮的繼承是可怕的，如果貧窮者缺乏改變命運的機會和機制，其危險性就更可怕。沒有人脈資源、缺乏社會支撐的“窮二代”，必須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改變自身命運。在這個過程中，單憑“窮二代”單打獨斗難以實現，這需要全社會共同的支持與攙扶。

　　一方面，全社會要為“窮二代”提供更多就業(yè)機會，完善失業(yè)救濟與社會保障，容他們有回身的余地;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造公平的機會，讓“窮二代”看到改變命運的希望。因為相對于收入差距拉大等結果的不平等，人們更不能容忍的是機會的不平等。戶籍限制、就業(yè)門檻……在機會不平等的背后，實際上剝奪的是個人發(fā)展的選擇權，是個人參與競爭的機會和資格。這是階層固化、代際分化的根本源頭。

　　保障機會公平，當務之急是重視教育。不僅要優(yōu)先保障教育投入，更要公平配置教育資源，實現教育均衡發(fā)展。其次，鏟除就業(yè)、戶籍、住房等門檻，約束權力濫用，嚴防腐敗滋生，為每個人參與社會競爭、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