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則最清楚自己的狀況了，他曾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憎恨它，想排去它，而不能�！钡沃^“毒氣”和“鬼氣”呢？這種“毒氣”和“鬼氣”從何而來呢？與周作人相比，魯迅的性格的確過于剛烈，在實現(xiàn)個人信念的時候過于情緒化。所謂的“毒氣”和“鬼氣”，是隱藏在魯迅內心深處的仇恨，愛之深則憎之烈。這仇恨又是從何而來呢？為什么魯迅對大眾的愛又偏偏以仇恨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呢？
振振有辭，煞有介事。為此，我查引文出處，細讀原文，才知道遠不是那么回事。引文源于1924年9月24日給李秉中的信。是年8、9、10三個月，魯迅給李秉中寫了四封信，何賢桂引用的是第二封信。對魯迅的書信，編者沒有注解，但通讀之，大致可以了解其背景：李秉中是年輕人，魯迅的同事（或同道），因為未能按時領到月薪，想請魯迅到有關部門說說情，求得早日解決。魯迅答應幫忙，而且從第四封信（10月20日）看出，魯迅確實為此事奔波了一陣。在給李秉中的第二封信中，魯迅表示樂于助人，但又擔心自己“無力”“無效”，并由此而言及所謂為人處事和人際關系方面的問題。魯迅坦誠相告，承認自己身上有消極情緒和不健康的東西，怕對青年產生不良影響，故而惴惴。他說：
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著，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于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覺到悲哀者以此。（1）
聯(lián)系上下文，可以知道這里的所謂“毒氣”和“鬼氣”，是指某些消極情緒和不健康因素，而不是什么“仇恨”，更不必捕風捉影追查這“仇恨”從哪里來。魯迅嚴于解剖自己，擔心自己身上消極的東西會對青年產生負面影響，這正是魯迅的真愛赤誠，光明磊落，坦蕩無私，怎么會“是隱藏在魯迅內心深處的仇恨”、“更加以仇恨的目光去看待這個世界”呢？不錯，魯迅對自己小說里“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阿Q、閏土、祥林嫂等的態(tài)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這同何賢桂文中所說的有什么共同之處呢？顯然，何賢桂沒有讀過魯迅的原文，引文是從他人的文章中轉抄的，先入之見，斷章取義，胡亂引申，否則是不會如此低能的。（何賢桂引了魯迅一句話，就錯了四處：是“他”，不是“它”；是憎“惡”，而不是憎“恨”；是“除”去，而不是“排”去；還有在“憎惡”前面應加一個“極”字。——這也證明何賢桂沒有讀原文。）
對“魯迅是什么人”，何賢桂還有許多說道，他認為魯迅不是思想家，充其量是個戰(zhàn)士，原因在于魯迅只能寫雜文。為什么魯迅只能寫雜文呢？“多半是因為（魯迅）內心缺乏信仰意識”。不僅魯迅缺乏“信仰意識”，在何賢桂看來，我們整個民族都缺乏“信仰意識”。結論是：“有什么樣的民族文化，便有什么樣的文化人。在中國，只能誕生一個勇敢的文化戰(zhàn)士，而非文化的大思想家�！�
我認為魯迅是什么樣的人，魯迅是不是思想家，是不是只能寫雜文，有沒有信仰意識，這首先是一個實際問題，有魯迅自己的作品來說話，無須把它復雜化。同樣，中華民族有沒有信仰意識，也必須由我們民族的歷史來證明，而不是任何個人想當然。何賢桂說魯迅沒有“信仰意識”，五四時期魯迅就把自己的文學稱“遵命文學”，他尊奉革命前驅者的命令，這不是“信仰意識”是什么？大革命失敗后，由于血的教訓，他一度奉信的進化論的“思路因此轟毀”，繼而堅信“惟新興無產者才有將來”，這不是“信仰意識”是什么？魯迅臨終前病榻上在自己口述他人筆錄的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時候，明確宣告：“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zhàn)線”，這不是“信仰意識”是什么？何賢桂說魯迅不是思想家，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深刻揭露禮教的罪惡，他借“狂人”之口說：“這個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是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作品結尾大聲疾呼“救救孩子！”思想之深刻振聾發(fā)聵。魯迅雜文《寫在〈墳〉后面》、《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等，對歷史對社會對現(xiàn)實的精辟分析，至今都令人感佩。怎么能說魯迅不是思想家呢？不過這問題看似明白，真正討論起來就沒有那么簡單，會有意見分歧，甚至大相徑庭。因為魯迅是革命的，魯迅的一生與中國革命息息相關，魯迅的業(yè)績只有在中國革命中才顯示其不朽價值。那些以“告別革命”自詡的人怎么愿意看到這一點？魯迅是建設者，他不僅大破，而且大立，他為構建中國新文學新文化苦苦求索，奮斗一生。那些以解構顛覆為能事的所謂“后現(xiàn)代”又怎么能看到這一點？ 相關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