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由《當代作家評論》雜志社、渤海大學、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的“陳思和文學思想學術研討會”在沈陽召開。陳思和、程光煒、王堯、林建法、宗仁發(fā)、趙慧平、周景雷、欒梅健、張新穎、王光東、何言宏、張業(yè)松、季進、王侃、張學昕等20余位國內著名批評家、學者出席了會議。

　　陳思和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學術思想，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學科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以文學史家的身份介入當代文學的前沿問題，推動了當代文學批評的學院化進程。近30年來，中國文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復雜變化，進入新世紀后，更要面對多重的沖擊，在喧鬧和爭議中一路摸索前行。作為中國當代重要的文學批評家之一，從事文學研究已有30年的陳思和，可以說，其研究經歷和研究思想折射見證了一個大時代的文學批評發(fā)展的整體歷程，因此，關于他個人的文學思想研討，實際上也是對近30年來中國文學整體發(fā)展狀況的一次深入總結和深度剖析。會議期間，與會學者在總結陳思和文學思想的基礎上，就當下文學批評的現狀、文學編輯的作用以及文學教育的影響等多方面問題展開了討論。

　　中國的批評家能不能依靠自己的話語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在經歷了一段比較長時間的封閉期后，迎來了解放思想的新時代。大量的西方文藝理論涌入中國，中國文學界饑渴地吸收和借鑒各種文學方法，一方面，促進了文學的繁榮發(fā)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國作家、學者過分依賴和崇尚西方文論的結果。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批評家呼吁，中國文學界應該找到自己的立場、自己的方法、自己的道路。

　　研討會上，批評家們除了肯定新時期以來文學批評的成就，也再次重提中國批評家要找到自己的話語這一問題。

　　《當代作家評論》主編林建法不同意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沒有原創(chuàng)性的說法，他認為，新時期以來的文學批評對當代文學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也肯定了文學批評在新時期以來作出的貢獻，他認為，小說的經典化需要批評家來完成，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批評家們實現了初步的文學經典化。

　　而批評家王堯則提出中國的學者應該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己的研究上，“我們這些在高校的學者能不能不去做校長、書記，而是真正做一個教育家、學者。 ”并且他認為，當下的文學研究者、批評者們應該思考：“今天，我們在從事研究時所應用的文學理論，大多數都是來自西方，失去了自己發(fā)聲的基礎。我們能不能恢復‘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宏大氣象，能不能恢復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力，能不能依靠自己的話語來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 ”

　　另一方面，批評家王侃則批評說：“中國的文學批評有一種很有趣但也是很惡劣的做法，批評家總是有為文學立法的沖動，相反，卻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 ”他說，《兄弟》的出版使作家余華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機，“圍繞這部小說的批評非常多，批評的焦點集中在 ‘粗俗’上，粗俗是否能夠構成風格，這要經過文學性的裁判過程后才能夠確定。 《兄弟》這部小說挑戰(zhàn)了許多批評家的閱讀趣味和閱讀尊嚴，同樣，作為批評家的陳思和先生，他的閱讀趣味和閱讀尊嚴也受到了挑戰(zhàn)。但是，我們看到，陳思和在面對這種挑戰(zhàn)時，表現出了自我的反省，他對自己的閱讀趣味和批評立場進行了深層次的再思考。 ”

　　為什么現在的文學編輯不給作家提意見

　　新世紀以來，文學受到商品化、全球化以及數碼時代的多重沖擊，面臨著邊緣化的命運。文學失去了原有的統(tǒng)一概念，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學被解釋為 “純文學”、“嚴肅文學”，其生存空間日漸縮窄。承載純文學的重要平臺是文學期刊，而文學期刊的生存處境同樣面臨著危機，其中除了外部因素的擠壓外，也包括文學期刊體系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文學的發(fā)展不能夠離開文學期刊和文學編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