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壺上，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宏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的汾河之濱崛起。

　　在這里，王族墓地、宮殿區(qū)、下層貴族居住區(qū)、普通居民區(qū)、手工作坊區(qū)等一應俱全，作為都城的基礎要素，它全部具備。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說中的“堯舜之都”接洽起來。這里出土的一件陶壺上，兩個朱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一處半圓形遺跡，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凡此種種，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動500年。然而，繚繞這些結論、推斷和分析，爭議之聲從未止息。

　　在7月30日揭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遺址的考古發(fā)明首次向大眾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遺址位于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地處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距縣城約15華里。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在47歲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糾結——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

　　這位謙恭寡言的學者，只有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壇壇罐罐才會高興起來，娓娓道來不知疲憊。他說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遺跡，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腦海里不時閃現(xiàn)，“跟電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處廟堂之高，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遠，一貧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shù)倍，社會更趨繁盛。城中恢弘的宮殿中，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墻堅固，府庫充盈。官營的手工作坊里，工匠們開端控制青銅鑄造技巧，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稱贊“王”者。

　　文明持續(xù)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墻、挖祖墳�！巴酢眰儾灰娵櫽�，成為千古之謎。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巨大的人物對話。”何努說，這樣的快活很少有人能夠分享。

　　然而正是這個給他帶來無窮樂趣的陶寺遺址，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總是一語帶過，真正讓他記憶深入的，是發(fā)掘、求證過程的波折。

　　更大的壓力則在于，無論是他對陶寺遺址的諸多論斷、推測，還是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在考古學界都質疑者甚眾。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長壽、徐蘋芳等人都呈現(xiàn)在質疑者名單中。

　　這些學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讀書時的授業(yè)之師，或是他現(xiàn)在供職單位的老領導、老先輩，在考古學界個個一言九鼎，他們的質疑對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問可知。何努的同門師弟、天文史學家武家璧給記者講了這樣一樁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參加一個同仁聚會，面對眾多質疑，他當眾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不過何努表現(xiàn)，這些先輩學者的質疑都屬于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

　　兩個朱書符號

　　陶寺遺址發(fā)明于上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lián)合山西臨汾地區(qū)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范圍發(fā)掘。

　　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yè)，后專攻夏商周考古。

　　發(fā)掘成果表明，陶寺遺址與所謂的“夏墟”并無關聯(lián)�？脊抨牻掖┝�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區(qū)和墓葬區(qū)，發(fā)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含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玉器、彩繪木器等文物。從發(fā)掘的墓葬來看，當時的社會已浮現(xiàn)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巧，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當是控制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性質。占墓葬總數(shù)90%的小型墓，墓壙僅能容身，逝世者往往身無長物，應是平民階層。